【歷史典故】 清末大稻埕茶葉的精製與加工

歷史典故

清末大稻埕茶葉的精製與加工

隨著台茶外銷利潤驚人，
歐美各大洋行，如德記、怡記、和記等，
紛紛湧入大稻埕想租地設廠，
大稻埕從農田迅速變成商業重鎮，
全盛時期大稻埕匯聚了超過兩百家茶行，
大稻埕的核心街區，
現今的貴德街、延平北路、重慶北路、迪化街一帶，
聚集了超過 200 家「精製茶行」與洋行，
短短 500 公尺的貴德街上就密布了數十家洋行與茶商。
當時的大稻埕，成為全台灣乃至全亞洲，
最具活力的茶葉加工與國際貿易中心，
這催生了極具特色的產業歷史與社會奇景。

一、精製茶的六大加工步驟

毛茶送達後，必須經過以下嚴格程序才能外銷：

1、揀茶（Sifting）：
由人工挑出茶梗、黃片（老葉）與雜質，
這是最耗費人力的一步。

2、烘焙（Roasting）：
使用炭火（多用相思樹炭）與焙籠進行再度乾燥，
不僅能去除水分、利於長期海運，
更能藉由火候逼出茶葉的熟香與特殊風味。

3、篩分（Screening）：
用不同孔徑的篩網，
將茶葉依大小、粗細分級。

4、風選（Winnowing）：
利用風力（如風車）吹去茶末與過輕的雜質。

5、拼配（Blending）：
由專業的「茶師」將不同產地、批次的茶葉依比例混合，
確保整批外銷茶的口感與品質一致。

6、裝箱（Packing）：
將茶葉裝入內襯錫箔（防潮）的木箱，
外層再包裹麻袋，
並印上洋行品牌（如寶順洋行的標籤）準備出貨。

二、「揀茶女」

台灣第一代女性勞工「揀茶」無法用當時的機器取代，
完全依賴肉眼與巧手，
這造就了清末台灣最大規模的女性雇傭勞動市場，
每年春茶到秋茶期間（約4月至10月），
大稻埕聚集了數千名到上萬名的「揀茶女」（或稱揀茶娘），
她們多來自台北盆地周邊，
如三重、蘆洲、新莊的農村婦女或市井客家人。

揀茶屬於論件計酬（計重），
手腳快的揀茶女，
一天的收入甚至能補貼整個家庭數周的開銷，
顯著提升了當時台灣基層女性的經濟地位。

成百上千的婦女並肩坐在茶行大廳，
或坐在茶行的亭仔腳（騎樓）揀茶，
一邊工作一邊聊天、唱山歌或歌仔戲，
這打破了傳統漢人社會「女子不出閨門」的禁錮，
成為大稻埕街頭最具活力的「地景」。

三、「亭仔腳茶香」

1870 - 1890年代，
整個大稻埕空氣中都瀰漫著濃郁的焙茶香，
由於精製茶廠需要極大的空間，
大稻埕的洋樓與傳統店屋，
如迪化街長條形街屋，
後進多設有大型焙房。

每到精製茶季節，
洋行與茶商僱用的苦力（碼頭工人），
在淡水河碼頭搬運一箱箱茶葉上船，
順流而下至淡水港，
再轉運至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

四、福爾摩沙烏龍茶的標籤

當時在歐美，
進口茶箱是非常稀有的舶來品，
外國貴族與中產階級甚至流行「與茶箱合影」來彰顯品味，
因此，德記、寶順等大稻埕洋行聘請畫師精心繪製標籤，
在功能之外更兼具強烈的廣告行銷與商標意涵。

這些充滿東方風情的設計背後，
隱藏著精彩的時代故事，
由於當時商標法尚未成熟，
以英文標示的「Formosa Oolong Tea」並非指單一品牌，
而是台灣烏龍茶的通稱。

為了在紐約、倫敦的貨架上脫穎而出，
洋商刻意挪用、拼貼西方人最著迷的「神祕東方符號」，
對歐美消費者而言，
這代表了神祕、高貴與財富。

許多標籤的四周圍繞著複雜、捲曲的洛可可，
與維多利亞時代花草線條（工藝美術運動風格），
中間卻包著漢字與宮裝仕女，
這種「中西混血」的獵奇視覺在當時非常新潮。

======================================

Read More

【歷史典故】 清末「大稻埕」成為台灣最富裕的物資集散地

歷史典故

清末「大稻埕」成為台灣最富裕的物資集散地

開港初期（1860年代中期），
樟腦原本穩坐北台灣出口的第一把交椅；
但到了 1869年，茶葉出口值首度超越樟腦，從此茶葉一躍成為「外銷之王」，
1892 光緒18年   143,267 擔 ( 866 萬公斤 )，
銷量達 1866 年的 100 倍，
達到清代烏龍茶外銷的歷史巔峰，
奠定了台灣「北茶南糖」的經濟格局，
與台北大稻埕未來數十年的繁華，
19 世紀下半葉至 20 世紀中期，
成為了大稻埕的「茶金歲月」， 
大稻埕因茶葉的外銷，
走向國際而極度繁榮的黃金時代。

一、約翰·陶德發現臺北盆地適合種植茶葉

蘇格蘭商人約翰·陶德擁有冒險家精神與國際視野，
其買辦李春生則是出身廈門，
通曉英語與國際商務的基督教徒，極具經商天賦，
1865年，兩人因經營樟腦貿易前往北台灣山區踏查，
意外發現文山、大溪一帶的氣候與土壤非常適合種茶，
約翰·陶德當機立斷，
由李春生協助從福建安溪引進優良茶苗，
並由約翰·陶德貸款給北部農民，
在丘陵地大量種植，承諾全數收購。

二、艋舺租屋事件

1868 年，約翰·陶德看中人口稠密、貿易發達的艋舺，
在艋舺租屋設立了台灣第一座「精製茶行」，
當時艋舺民風保守且排外，
地方勢力不滿洋人前來分食利益，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茶廠設備遭到當地居民搗毀。

面對艋舺的強烈排斥，
約翰·陶德與李春生被迫放棄艋舺，
轉而將「精製茶行」遷移到大稻埕，
即現今貴德街、民生西路一帶，
當時大稻埕尚未完全開發，
但大稻埕對外來商賈的態度較包容，
這個歷史的意外，反而成就了大稻埕的崛起。

三、福爾摩沙烏龍茶在美國紐約銷售成功

1869年英國商人約翰·陶德租用兩艘大型輪船，
其出口銷量為 2,131 擔，約21萬餘斤的台灣烏龍茶，
以「Formosa Oolong Tea」（福爾摩沙烏龍茶）品牌，
運往美國紐約銷售，
在紐約以每擔約30美元，高於市價近兩倍的價格，
全數售罄，在國際一泡而紅。

四、洋行與茶商進駐大稻埕

隨著台茶外銷利潤驚人，
歐美各大洋行，如德記、怡記、和記等，
紛紛湧入大稻埕想租地設廠，
大稻埕從農田迅速變成商業重鎮，
全盛時期大稻埕匯聚了超過兩百家茶行，
大稻埕的核心街區，
現今的貴德街、延平北路、重慶北路、迪化街一帶，
聚集了超過 200 家「精製茶行」與洋行，
短短 500 公尺的貴德街上就密布了數十家洋行與茶商。
當時的大稻埕，成為全台灣乃至全亞洲，
最具活力的茶葉加工與國際貿易中心。

五、「河海聯運」與「前店後河」的貿易模式

由於淡水河水深有限，
大型吃水深的洋輪無法直接開進大稻埕，
茶行與洋商發展出一套極為精密的「河海聯運」，
與「前店後河」的貿易模式。

1、上游集貨：
台灣北部的茶青主要產自文山、深坑、坪林、三峽及大溪等山區，
茶農將採摘的粗製茶，也就是「毛茶」，
就近送往大漢溪、新店溪或基隆河的渡口裝船。
無數載著毛茶的帶蓬「舢舨」與「紅頭船」，
順著淡水河各大支流順流而下，
僅需數小時至一天便能直達大稻埕碼頭卸貨，
送進各大「精製茶行」，進行精製加工。

2、空間配置：
「前店後河」與緊鄰碼頭為了最大化運輸效率，
當時的茶商與歐美洋行，如寶順洋行、德記洋行，
在空間規劃上高度向河岸緊鄰靠攏，
緊鄰淡水河畔的貴德街（昔日建昌街、千秋街），
其長條形街屋的後門直接面向淡水河碼頭，
前門則面向街道，無縫裝卸，
精製、炭焙並裝箱完成的茶葉，
一出茶行的後門就是碼頭，
苦力（搬運工）可以直接將沉重的茶箱推上岸邊，
省去大量陸路馱運的成本。

3、下遊裝運：
在大稻埕精製、包裝完成的茶葉，
如要賣到美國紐約或歐洲，
接駁茶行將茶箱裝上，
河海通用的中型「戎克船」（中國傳統帆船）或駁船，
從大稻埕碼頭出發，
順著淡水河向下游航行約 20 公里，
抵達出海口的淡水港（滬尾海關碼頭）。

4、通關與洋輪轉運
滬尾海關通關與洋輪轉運貨物，
在淡水海關碼頭依法通關、繳稅後，
這批茶葉會在淡水港轉裝到，
停泊在深水區的歐美大型蒸汽洋輪上，
商船隨後橫渡台灣海峽，
先運往廈門港或福州港進行轉口，
再經由蘇伊士運河或繞過好望角，直銷全球。

六、貴德街的「造街計畫」

1889年，台灣巡撫劉銘傳，
為了推動近代化商埠，
邀請買辦李春生與板橋林家的林維源，
共同出資成立「建昌公司」，
在緊鄰淡水河畔的河灘地上進行大規模開發，
修築堤防，並開闢了「千秋街」（現貴德街南段），
與「建昌街」（現貴德街北段），
李春生在此興建了一排排精美的西式洋樓，
專門出租給外國商賈與領事館使用，
茶商在此可以「前店後河」無縫接駁淡水河航運，
貴德街因而成為全台灣第一條洋樓街，
也是最核心的國際茶葉貿易特區。

貴德街（昔日千秋街與建昌街）：
這條長僅約 500 公尺的狹窄街道，
是當年的「台灣華爾街」。
德記（Tait）、怡和（Jardine）、美時（Smith）等跨國歐美洋行，
以及本地巨商陳天來的「錦記茶行」全部擠在這裡，
前門面向淡水河碼頭方便裝船，
後門則是精製茶工廠，形成了高密度的產業鏈。

當時的茶行不僅是零售店面，
每家都是動輒數百坪、擁有好幾進的「長條形街屋」，
前進做為辦公與接待，中進是中庭天井，
後進則是堆放成千上萬斤茶葉的巨型倉庫與加工廠。

在1880 – 1890年代，
如果你從淡水河乘船靠岸大稻埕碼頭，
放眼望去岸邊並非傳統閩南紅磚房，
而是由德國領事館、德記洋行、怡記洋行、怡和洋行，
一字排開的西式洋樓群（約現今環河北路一帶），
這種結合碼頭、茶廠與洋樓的獨特景致，
正是北台灣當年作為國際貿易戰場的歷史鐵證。

七、茶葉成為重要的出口貨品

清末時，台灣輸出世界的農產品中，
以烏龍茶、砂糖、樟腦最為知名。
19世紀末自1867年到1886短短二十年間，
茶葉從淡水輸出成長了五十多倍，
其中有85%的茶送往美國，
英國約為6%，其餘9%到了世界各地，
當時台灣茶以「Formosa Oolong Tea」之名熱銷歐美，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茶產業的發展也是相當積極，
到1898時，烏龍茶出口量竟占出口總貨物量的44%，
可見茶在當時出口貨品的重要性。

淡水海關茶葉出口歷年統計表：
01、1865 同治4年      82,022 公斤 。
02、1866 同治5年      1,359 擔 ( 8.2 萬公斤 )。
03、1869 同治8年      2,131 擔 ( 12.9 萬公斤 )。
04、1870 同治9年      10,540 擔 (  63.7 萬公斤 )。
05、1872 同治11年    19,531 擔 ( 118 萬公斤 )，
出口量達到 1866 年的 14 倍。
06、1875 光緒元年    41,757 擔 ( 252 萬公斤 )，
銷量達 1866 年的 30 倍，成為北台灣經濟命脈。
07、1880 光緒6年     89,757 擔 ( 542 萬公斤 )，
茶產值占淡水港總出口額近 9 成。
08、1892 光緒18年   143,267 擔 ( 866 萬公斤 )，
銷量達 1866 年的 100 倍，
達到清代烏龍茶外銷的歷史巔峰。

八、大稻埕成為台灣最富裕的物資集散地

清末大稻埕的茶葉加工產業，
是台灣近代史上最密集的勞力密集型產業，
讓台灣茶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最後一哩路」，
當時從茶區（如文山、坪林、新竹、苗栗），
採收的茶葉稱為「毛茶」，水分高且雜質多，
必須送到大稻埕的「精製茶廠」進行加工，
這段歷史不僅讓大稻埕成為台灣最富裕的物資集散地，
深刻改變了台北的社會結構與都市發展。

當時淡水港是國際通商開港「港口」，
淡水港成為臺灣出口的第一大港，
而大稻埕成為淡水港的「內埠」，
大稻埕一帶成為臺灣茶葉出口的重鎮，
吸引全臺富商聚集，
取代艋舺成為商業霸主，
因艋舺河道水淺、大船難入，
大稻埕鄰近淡水河、深水碼頭的優勢浮現，
商業重心隨之轉移。

======================================

Read More

【歷史典故】 清末外商在淡水所設立的「洋行」

歷史典故

清末外商在淡水所設立的「洋行」

1858年清廷簽訂《天津條約》後，
台灣被迫開放淡水、基隆、安平、高雄四個港口通商，
「洋行」是指西方商人設立的國際貿易公司，
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洋行包含德記洋行、寶順洋行、東興洋行，
這些洋行帶動了台灣經濟與現代化轉變。

一、台灣首次開放港口

1858年，清廷在英法聯軍戰敗後，
與外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條約中規定開放「臺灣府（安平）」、
「滬尾(淡水)」為對外通商口岸。

後來外國商人在貿易時發現，
北部的淡水河道淤積，且有煤炭運輸需求，
因此要求增開「雞籠（基隆）」，
而南部則因為安平港口吃水較淺，
因此要求增開「打狗（高雄）」，
1863年，將基隆、高雄以「子港（外口）」的名義，
正式批准開港並設立海關課稅。

這是台灣首次正式對西方國家開放港口，
允許外國人來台貿易、傳教、居住。

二、洋行為台灣帶來的好處

1862年，淡水（滬尾）海關正式開關，
洋行隨之林立，
為台灣帶來了西方的資本、市場、技術，
引進茶葉種植製與精製、輪船運輸、金融與保險制度，
促使台灣經濟轉型、產業繁榮、技術革新、國際化。

讓臺灣接觸到更多元的西方文化與世界局勢，
為茶葉、樟腦的加工與運輸，
提供需要的大量人力，
創造就業機會、解決了當時的失業問題，
並且茶業帶來的優渥利潤，提高了工資收入，
使台灣勞工能獲得較高薪資，
促使台灣在清末成為清帝國境內，最富裕的省分之一。

三、台灣茶產業的興盛

外國商人發現臺北盆地適合種植茶葉，
英國商人陶德（John Dodd）引進安溪茶苗，
並在臺北精製烏龍茶由淡水港銷往美國，
引爆「茶金」狂潮，
淡水隨之進入最富裕的黃金時代，
出口貿易額曾高居全臺之冠。

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後，
1860年，淡水正式開港通商，
成為洋船進出北臺灣的主要門戶，
淡水河口水深面寬，
洋行紛紛進駐淡水，
出口臺灣的茶葉、樟腦、糖，
帶動整個流域的經濟轉型。

外商帶動茶葉種植與精製，
大稻埕（今迪化街一帶）成為臺灣茶葉出口的重鎮，
吸引全臺富商聚集，取代艋舺成為商業霸主，
因艋舺河道水淺、大船難入，
大稻埕鄰近淡水河、深水碼頭的優勢浮現，
商業重心隨之轉移。

四、約翰·陶德為台灣帶進的茶產業

英商寶順洋行這是北台灣最傳奇的洋行，
約翰·陶德（John Dodd）與買辦李春生，
引進福建安溪茶苗貸款給大稻埕茶農，
並在台北大稻埕設立茶廠精製茶葉，
1869年，他租用兩艘大型輪船，
將21萬餘斤的台灣烏龍茶，
以「Formosa Oolong Tea」品牌，
直接載運行銷至美國紐約，
一炮而紅，
奠定了大稻埕往後數十年「茶香歲月」的繁榮基石，
當時淡水是「港口」，
而大稻埕則是「內埠」，
大稻埕的「茶商帝國」是實際的加工與貿易中心，
極盛時期，大稻埕有數十家外商洋行與上百家華商茶行併存。

五、清末北台灣著名的洋行

台南安平開埠以來，
外商在安平沿岸設立了許多商號，
其中最具規模的五家被合稱為「安平五大洋行」：
德記、怡記、和記、東興、唻記，
除了台南安平，
外商在北部淡水和淡水港內埠的大稻埕
也建立了龐大的商業帝國，
最著名的主要代表洋行包含以下幾家：

1、寶順洋行（英商）

由蘇格蘭籍茶商「約翰．陶德」於1864年來台所設立，
是引爆北臺灣「茶金」狂潮的關鍵大洋行，
1869年，成功的將台灣茶外銷至紐約，
使台灣茶葉的外銷大獲成功，
進而帶動了北部大稻埕的茶業經濟起飛。

1865年，「馬雅各」醫生受英國長老教會差派，
來台展開醫療宣教的福音工作，
約翰．陶德（John Dodd）雖然是茶商，
但卻十分照顧同為蘇格蘭人的宣教師「馬雅各」，
1872年，「馬偕」牧師初抵北台灣時，
最初的落腳處便是「約翰．陶德」在淡水的宅邸。

2、得忌利士洋行（英商）

歷史背景：
又稱「道格拉斯洋行」。
它除了做貿易外，最大的特色是壟斷了臺灣當時三十年的海運航路，
馬偕博士當年來臺搭乘的「海龍號」就是這家洋行的輪船。

現況：
建築修復後完好保存，
現為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展覽場域。

3、嘉士洋行（英商）

現況：
雖不一定被列入傳統五大，
但其遺留下來的「淡水殼牌倉庫」(英商嘉士洋行倉庫)，
目前保存非常完整，是淡水除了得忌利士洋行外，
現存最重要的洋行古蹟之一。

======================================

Read More

【歷史典故】 清末「淡水」成為臺灣出口的第一大港

歷史典故

清末「淡水」成為臺灣出口的第一大港

臺灣歷史諺語「一府二鹿三艋舺」，
是形容清代台灣由南至北三大港市的繁榮興起歷程。
興盛時間約在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
其中以乾隆、嘉慶年間 ( 1736 - 1820 ) 最為鼎盛。

1860年清朝末年，臺灣開港通商，
各國洋行來到淡水設立據點，
而原本熱鬧的台灣內陸河港，
河道泥沙淤積，
大船無法進入而沒落。

但如淡水這一種出海口的港口，
則因國際貿易而興起，
使得臺灣的經濟與貿易重心，
從南、中部的府城與鹿港，
轉移到北部的淡水與基隆，
使淡水成為當時全臺最重要的國際大港之一。

一、「一府二鹿三艋舺」代表三大商業重心的發展時間軸

1、一府（臺南府城）：

明鄭至清初即為全台首府，
是台灣最早開發與政治、經濟中心。

2、二鹿（彰化鹿港）：

1784年(清乾隆49年)，被官方指定為正式對渡口，
成為中部貨物最大集散地，
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達到全盛。

3、三艋舺（臺北萬華）：

1792年(清乾隆57年)，八里坌港開放後崛起，
受惠於淡水河運與豐富的茶葉、樟腦資源，
於19世紀初成為台灣第三大港市。

二、「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衰退與轉移

到了19世紀中葉（1850年代起），
由於港口泥沙淤積，
加上1860年臺灣開港通商後，
大稻埕等新興港市興起，
「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傳統與
河港貿易格局便逐漸走入歷史。

三、台灣首次開放港口

1858年，清廷在英法聯軍戰敗後，
與外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條約中規定開放「臺灣府（安平）」、
「滬尾(淡水)」為對外通商口岸。

後來外國商人在貿易時發現，
北部的淡水河道淤積，且有煤炭運輸需求，
因此要求增開「雞籠（基隆）」，
而南部則因為安平港口吃水較淺，
因此要求增開「打狗（高雄）」，
1863年，將基隆、高雄以「子港（外口）」的名義，
正式批准開港並設立海關課稅。
這是台灣首次正式對西方國家開放港口，
允許外國人來台貿易、傳教、居住。

臺灣府（安平）

打狗（高雄）

滬尾(淡水)

雞籠（基隆）

四、淡水的興盛

1860年 - 1895年淡水在清領後期，
成為臺灣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
這段鼎盛期起因於外國勢力的進入，
與茶葉、烏龍茶的出口。

1、1860年(咸豐10年)：

清廷簽訂《北京條約》，
淡水正式被定為國際通商開港港口，
1862年(同治元年)淡水海關正式開關徵稅，
吸引大量外國洋行進駐，
洋樓、領事館紛紛建立。

2、1870年代 - 1880年代：

外國商人發現臺北盆地適合種植茶葉，
英國商人陶德（John Dodd）引進安溪茶苗，
並在臺北精製烏龍茶由淡水港銷往美國，
引爆「茶金」狂潮，
淡水隨之進入最富裕的黃金時代，
出口貿易額曾高居全臺之冠。

五、大稻埕的興起

在「一府二鹿三艋舺」之後，
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後，
1860年，淡水正式開港通商，
成為洋船進出北臺灣的主要門戶，
淡水河口水深面寬，
洋行紛紛進駐淡水，
出口臺灣的茶葉、樟腦、糖，
帶動整個流域的經濟轉型。

外商帶動茶葉種植與精製，
大稻埕（今迪化街一帶）成為臺灣茶葉出口的重鎮，
吸引全臺富商聚集，取代艋舺成為商業霸主，
因艋舺河道水淺、大船難入，
大稻埕鄰近淡水河、深水碼頭的優勢浮現，
商業重心隨之轉移。

六、台灣茶產業的興盛

英商寶順洋行這是北台灣最傳奇的洋行，
約翰·陶德（John Dodd）與買辦李春生，
引進福建安溪茶苗貸款給大稻埕茶農，
並在台北大稻埕設立茶廠精製茶葉，
1869年，他租用兩艘大型輪船，
將21萬餘斤的台灣烏龍茶，
以「Formosa Oolong Tea」品牌，
直接載運行銷至美國紐約，一炮而紅，
奠定了大稻埕往後數十年「茶香歲月」的繁榮基石。

當時淡水是國際通商開港「港口」，
而大稻埕則是「內埠」，
大稻埕的「茶商帝國」是實際的加工與貿易中心，
極盛時期，
大稻埕有數十家外商洋行與上百家華商茶行併存。

七、淡水成為臺灣出口的第一大港

著名歷史學家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記載，
清末開港30年間（1868–1895）「台灣三寶」(茶、蔗糖、樟腦)，
佔全台海關出口總值的比例，總計高達 94%，
而茶葉在淡水海關的整體產值中，
資本與貿易規模是樟腦的十倍以上。

【清末台灣三大歷史出口物產比例】
茶葉: 53.49%  (絕對主導，尤以淡水港為大宗)
蔗糖: 36.22%  (以中南部安平、打狗港為主)
樟腦:  3.93%  (南北皆有，北部由淡水海關報驗)

淡水海關茶葉出口歷年統計表：
01、1865 同治4年      82,022 公斤 。
02、1866 同治5年      1,359 擔 ( 8.2 萬公斤 )。
03、1869 同治8年      2,131 擔 ( 12.9 萬公斤 )。
04、1870 同治9年      10,540 擔 (  63.7 萬公斤 )。
05、1872 同治11年    19,531 擔 ( 118 萬公斤 )，
出口量達到 1866 年的 14 倍。
06、1875 光緒元年    41,757 擔 ( 252 萬公斤 )，
銷量達 1866 年的 30 倍，成為北台灣經濟命脈。
07、1880 光緒6年     89,757 擔 ( 542 萬公斤 )，
茶產值占淡水港總出口額近 9 成。
08、1892 光緒18年   143,267 擔 ( 866 萬公斤 )，
銷量達 1866 年的 100 倍，
達到清代烏龍茶外銷的歷史巔峰。

清末時，台灣輸出世界的農產品中，
以烏龍茶、砂糖、樟腦最為知名。
19世紀末自1867年到1886短短二十年間，
從淡水輸出的茶成長了五十多倍，
其中有85%的茶送往美國，
英國約為6%，其餘9%到了世界各地，
當時台灣茶以「Formosa Tea」之名熱銷歐美，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茶產業的發展也是相當積極，
到1898時，烏龍茶出口量竟占出口總貨物量的44%，
淡水港成為臺灣出口的第一大港。

======================================

Read More

【台灣清代古蹟 Youtube 影片】 滬尾偕醫館(台灣早期跨國醫療合作的醫院)

台灣清代古蹟 YouTube影片

滬尾偕醫館(台灣早期跨國醫療合作的醫院)

←Youtube 影片

【歷史典故】  台灣基督教「路加之門」(醫療傳道)

【歷史典故】  馬偕牧師《最後的住家》

【台灣清代古蹟 Youtube 影片】     淡水 牧師樓  ( 真理花園 )

======================================

馬偕博士自1872年來台後先在租處（馬房）行醫，
後因瘧疾流行、奎寧水大受歡迎，
求診者激增，
來自美國底特律一位同姓的馬偕船長夫人（Mrs. Captain MacKay），
她為紀念亡夫而慷慨捐贈了3000美元，
這也是醫館命名為「偕醫館」（MacKay Hospital）的由來，
馬偕博士親自設計了這棟「閩南式屋頂、西洋式門窗」，
中西合璧的現代化醫院。

一、 居所客廳的診所（1872年）

1872年3月，馬偕剛抵達淡水時，
身分是純粹的宣教士，手邊只有基礎的急救藥箱，
他在淡水租了一間原為清朝馬廄的破舊平房，
直接在住寓的客廳幫本地百姓施藥、開刀、拔牙。

二、台灣兩大疾病的特效藥

清末的台灣被漢人稱為「埋冤」，
瘧疾與各類皮膚傳染病極為猖獗，
當時百姓飽受瘧疾（俗稱發冷發熱）之苦，
傳統草藥與迎神驅鬼療效有限。

1873年1月1日，馬偕自己染上了瘧疾，
由於他發放的「金雞納霜（奎寧）」，
對當時瘧疾猖獗的台灣有神效，
求診者從淡水蔓延到整個台北盆地，
狹小的客廳迅速被塞爆，
公共衛生與醫療效率面臨嚴重考驗。

1、奎寧（金雞納霜）治瘧疾：

馬偕大量發放奎寧特效藥水，
當時被台灣人稱為「馬偕白藥水」。
由於盛裝藥水的西式玻璃瓶在當時是稀罕的精細製品，
甚至有民眾為了收藏玻璃瓶而裝病向馬偕討藥。

2、腿膿瘡特效藥：

針對當時中南部與北部常見的俗稱「臭腳粘」，
也就是小腿慢性潰瘍、膿瘡，
馬偕特別向英國倫敦的製藥公司採購特效藥膏，
治癒了無數深受皮膚潰爛折品、求醫無門的底層農民。

三、與洋商公醫的跨國合作

淡水（滬尾）在《天津條約》後開港通商，
聚集了許多外國洋行，
大量英國茶商、洋行員工、洋商船員，
與英國海關官員常駐淡水，
為了照顧這群洋人的健康，
洋商與海關共同出資，
從歐洲聘請了擁有正規西方醫學院執照，
的專職醫生駐守淡水港，
俗稱「駐港公醫」或「海關醫官」，
馬偕透過至交茶商陶德的引薦，
結識了這些外國醫生。

四、 租民房為「滬尾醫館」（1873年）

為了解決客廳看診的混亂，
馬偕於1873年5月在淡水另租了一棟較大的民房，
正式掛牌為「滬尾醫館」，
這時，他意識到自己並非專業臨床外科醫生，
必須引入更具體制、更專業的西方醫學力量。

馬偕積極與洋商聘請的駐港公醫合作，
如林格醫生 Dr. L. E. Ringer、
禮德醫生 Dr. A. Rennie 等，
由外國醫生負責高難度的外科手術，
如臉部腫瘤切除、西方麻醉術演練，
馬偕則在旁充當翻譯與助手，
從中累積了豐富的臨床經驗。

五、華雅各醫生的建立醫療體制（1875年）

1875年，加拿大教會看到了馬偕在醫療宣教上的驚人成果，
派遣了華雅各醫生（Rev. Dr. J. B. Fraser）來到淡水協助馬偕，
華雅各醫生是第一位具有「牧師兼專業醫生」雙重身分，
將正規的加拿大醫學教育、病歷紀錄體制帶入醫館，
與駐港公醫們一同撐起了北台灣的醫療網絡。

六、成功切除了無數例巨型大瘤

大瘤切除與象皮病專家繼林格之後的駐港公醫約翰生，
約翰生醫生（Dr. C. H. Johansen）則以高超的外科手術著稱，
當時台灣民間有許多嚴重的巨大惡性腫瘤、
或是因寄生蟲引起的「象皮病」（俗稱大腳瘋），
約翰生在馬偕的協助與麻醉術配合下，
在醫館內成功切除了無數例連漢醫都束手無策的巨型大瘤，
徹底擦亮了西醫在北台灣的招牌。

七、發現世界首例肺吸蟲（1878年）

林格醫生是與馬偕合作最久的駐港公醫，
他定期到馬偕的醫館進行臨床教學與外科手術，
1878年，滬尾醫館的林格醫生（Dr. L. E. Ringer），
在解剖一名猝逝的葡萄牙水手屍體時，
在人類體內發現了世界第一例「肺蛭蟲」，
即肺吸蟲，Paragonimus westermani，
這項重大的世界第一例病理學突破，
當即被刊登在國際權威醫學期刊上，
轟動了世界醫學界。

八、獲得慷慨捐贈，正式建立醫館（1880年）

1879年，一名美國底特律的馬偕夫人
婦人的亡夫恰巧也是一位馬偕船長，
因感念馬偕博士在東方的義舉，
慷慨捐贈美金3,000元。

馬偕親自設計並於1880年建成，
北台灣第一所現代化西醫院，
為紀念馬偕船長夫人（Mrs. Captain MacKay），
將醫館命名為「偕醫館」（MacKay Hospital），
是今日「馬偕紀念醫院」的前身。

「滬尾偕醫館」的內部空間配置，
完全展現了現代醫療體制化的規格，
設有專門的開刀房（手術室）與清洗設備，
規劃有功能完善的住院病房、藥局與西藥調劑處，
駐港公醫、海關醫官、隨後派遣來的西方醫生，
在此擁有了標準化的臨床診療平台。

九、台灣早期的紅十字會 ( 清法戰爭時的戰地救援 )

1884年清法戰爭（中法戰爭）爆發，
約翰．陶德（John Dodd）所著的《北臺封鎖記》，
增訂版為《泡茶走西仔反》，
書中提供了一個非常溫暖且崇高的視角，
當朝廷高官在考慮棄守、士兵在前線廝殺、暴民在後方劫掠時，
馬偕與他的醫療團隊卻守在淡水，
用超越國界的大愛，拯救著素不相識的清軍性命。

約翰．陶德（John Dodd）在《北臺封鎖記》中，
將「滬尾偕醫館」描繪成 1884 年清法戰爭期間，
一個混亂卻充滿英雄主義的地點，
在滬尾之役（淡水戰役）結束後，
這間醫療機構湧入了超過 120 名受傷的清軍士兵，
使這裡變成一個充滿劇烈痛苦與緊急醫療行動的現場，
儘管面臨物資嚴重匱乏以及馬偕博士因病倒下的困境，
醫療團隊依然不知疲倦地工作，
最終讓傷患獲得了極高的存活率。

約翰．陶德與馬偕在私交上是摯友，
清法戰爭爆發時，約翰．陶德所住的洋行，
與馬偕設立的「牛津學堂」、「女學堂」以及「滬尾偕醫館」，
都在淡水後方山坡上，為砲火波及範圍內，
在這場戰爭時，也是共同經歷生死的鄰居，
彼此經常往來互動，共同關注戰局發展。

1884 年10月8日法國艦隊攻打淡水砲台，
法軍於淡水沙崙搶灘登陸（滬尾之役），
當時由劉銘傳率領的清軍與法軍激烈交戰，
清法兩軍爆發激烈血戰，
清軍雖在提督孫開華率領下英勇擊退法軍，
但官兵傷亡極其慘重，
「滬尾偕醫館」隨即化身為最前線的戰地救援中心。

馬偕博士展現人道精神，
將「滬尾偕醫館」轉為戰地救援醫院，
「偕醫館」化身紅十字會作為戰地救援，
率領醫護極力救治了大量清軍傷兵。

約翰．陶德在書中詳細記錄了「偕醫館」的忙碌景象，
當時許多外籍僑民早已撤離，
但馬偕博士堅持留下來與台灣民眾共生死。
他與學生將「偕醫館」騰空，
由教徒嚴清華組織救護班，
拆下廟宇或民宅的門板當作擔架，
將傷兵源源不絕地抬進醫院。

當時馬偕因長年勞累一度因腦膜炎病倒，
但他帶領的學生、 
海關的西醫約翰生（Dr. C. H. Johansen）、
英國砲艦金龜子號的船醫布羅恩（Dr. Browne）全數投入，
不分晝夜為清軍傷兵開刀、包紮。

周漠森（天賜）與馬偕的學生們，
是馬偕培養的本土學生與助理，
在戰時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護理與翻譯角色，
他們協助維持醫館秩序，
讓120多名清軍重傷兵勇在混亂中獲得有條不紊的照顧。

約翰生醫生（Dr. C. H. Johanson），
他是當時淡水海關的常駐西醫官，在馬偕病倒後，
他義不容辭接手主持「偕醫館」的醫療大局，
是前線手術與急救的核心。

布羅恩醫生（Dr. Browne），
他是當時停泊在淡水港內的英國炮艦「金龜子號」船醫，
他與約翰生醫生攜手合作，
在砲火下進行大量的外科截肢與清創手術。

當時醫館內外、走廊、甚至是樹蔭下都躺滿了負傷清軍，
馬偕與海關洋醫約翰生不眠不休地進行外科手術、包紮，
當時送進「偕醫館」的清軍重傷者高達70人、輕傷者50人，
在簡陋的條件下，經過醫療團的全力搶救，
最終竟只有12人因傷勢過重死亡，
這在19世紀的戰地醫療中是極為驚人的高存活率。

當時淡水戰事激烈、局勢動盪，
馬偕博士因不眠不休地在「偕醫館」搶救清軍傷兵，
加上大雨與壓力，
突然罹患了極其嚴重的腦膜炎，
連續多日高燒不退、陷入昏迷，
隨時有生命危險。

在物資極度匱乏、連乾淨水源都成問題的戰地，
約翰．陶德動用了他在洋商與貨船間的所有人脈，
奇蹟似地弄來了極其珍貴的儲備冰塊，
並立刻送到馬偕床前為其進行物理降溫。
這塊在戰火中送來的冰塊，
最終成功幫馬偕退燒，
將他從鬼門關前硬是拉了回來。

此舉徹底扭轉了初期台灣官方與儒紳，
對西方教會的排斥與不信任，
劉銘傳深受感動，
戰後清政府特地對馬偕與「偕醫館」頒發嘉獎，
特地頒發正式獎狀讚許馬偕的善行，
並派遣得勝的提督孫開華親自登門致謝，
更撥款資助醫館，
這被文史學界視為台灣歷史上第一次，
類似紅十字會的戰地救護工作。

經歷戰火的洗禮，
劉銘傳與馬偕建立起深厚的私交，
當劉銘傳在台北城內主導的台灣巡撫衙門正式落成時，
馬偕也是第一批被劉銘傳親自邀請，
入內參觀的首席貴賓。

======================================

Read More